通过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带来的职称、学术头衔、申请课题的更大机会等利益，可以刺激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对此无疑应当用制度“高压线”予以抑制。但其中一些学术成果指标的设置，本身就缺乏合理性。

■深圳特区报评论员邓辉林

学术不端成为近期舆论热点问题，引起教育部高度关注。继2月15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强调教育部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后，2月22日教育部网站发布的该部门2019年工作要点又祭出两记硬招——开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严肃查处学术不端。

对学术不端“零容忍”是一项国际惯例，这是因为学术研究本来是“求真”的事，如果在“求真”的事上造假，那就是践踏学术，对其他学术研究者也不公平。基于此，国家科研、学术、教育管理部门以及高校、科研院所也屡屡表示要对学术不端“零容忍”。

“零容忍”的表态很坚决，但离真正实现还要经过一个过程。“零容忍”，本来应该包括“处理对象做到全覆盖”和“处理方式做到不容忍”两层意思。对于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的人，如果不能一视同仁地予以处理，或者不能都予以严肃处理，那就算不上“零容忍”。但在现实中，一些发生学术不端问题的单位，或者碍于同事情面，或者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想法，对学术不端行为责任人从轻处理。实现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需要拿出釜底抽薪式的治本之策。

不轻轻放过任何一起学术不端行为，需要突破人情因素和面子观念对查处学术不端问题的阻碍。其实，学术不端是一种学术腐败，我们可以借鉴中央纪委监委设立全国统一举报平台的经验，设立全国统一的学术不端问题线索举报平台。此外，可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成立全国性的学术不端问题核查机构。当然，由于人手有限，负责学术不端问题核查的机构不必凡事亲力亲为，而可以先要求发生学术不端问题的单位自行查处，仅在问题处理结果缺乏公信力的情况下深度介入予以彻查。近期演员翟天临在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涉嫌学术不端问题曝光后，正是得益于教育部的督导，给翟天临授予博士学位的北京电影学院和招募其为博士后的北京大学迅速作出了有力处理。

治理学术不端，除了以“零容忍”倒逼“零发生”，也应当尽力断掉学术不端问题多发的根源。通过学术不端行为可以带来的职称、学术头衔、申请课题的更大机会等利益，可以刺激人性中贪婪的一面，对此无疑应当用制度“高压线”予以抑制。但其中一些学术成果指标的设置，本身就缺乏合理性。现在，有些地方小学教师评一定级别以上职称就得先在正式期刊上发表论文，连体育教师也不例外；医生评职称，也有发表论文的要求。诚然，发表论文能够反映出作者的业务能力，但业务能力不必都通过论文来体现，否则就走入了“唯论文”的怪圈。在人才评价中破除“唯论文”倾向，根据不同职业类别和专业层级建立更具灵活性的多元化评价机制，才能让各类人才得到合理评价，防止过于旺盛的学术成果生产需求催生学术泡沫乃至学术不端行为。

就学术成果本身来说，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宁可少生产一些论文和著作，也不要充斥泡沫的“文山书海”，这应当是学术界的共识。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治理学术不端，正是对这一共识的坚定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