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偶然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本《白话的中国》，前些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凌君编著。这是一种青春人文读本，内容简介说，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导中学生感悟汉语之美，感受正确而自如地用汉语表达自己的快乐，建立与母语的血肉联系，将母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根扎在心灵的深处。

我心有戚戚焉。和英语的受宠相比，我们自己的母语却往往处于一种需要强调的地位，给人的感觉多少有点怪异。可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现实。一些大学生日益退化的汉语能力确实令人忧虑甚至不解——在听讲座时，递给演讲者的纸条上错字连篇；毕业论文上，语病连连……类似这样的报道不时可见。

那么，现在，我们得回答一个由类似《白话的中国》这样的人文读本所引申出来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

根据笔者有限的记忆，对于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发难，首先并非来自于教育界本身，而是来自于文学界，以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为标志。人们普遍认为，语文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比如当下人文精神在一些人身上的缺失、过于功利而浮躁的人文心态等等，虽然有着广泛的社会成因，但机械、枯燥的语文教育也要为此分担一定的责任。

事实上，与其他技术性的课程不同，语文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培训，是掌握了多少汉字与修辞手法、知道哪位作家写过什么作品及其具体生卒日期，它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陶冶。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的太太给沈从文写信说，“现在的人写起议论文都滔滔不绝，但要他描摹一个人，下笔往往是呆的。”这就是心灵干涸、审美萎缩的一种反映。

语文教材的改革为一贯以呆板示人的语文教材带来了新的气象，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继续改进的空间。我们也需要重申一种常识，对于语文学习而言，情怀永远比知识重要，语文的无用之用就在于它可能不会改变俗世生存，却可以丰富灵魂，将我们与诗经、与先秦诸子、与李白杜甫的灵魂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