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见义勇为将身后骑电动车摔倒的老人扶起，却被对方讹诈称是他撞的，事发现场天眼监控又因修路无法工作，近日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的这一事件，让当事小伙子一度以为自己百口莫辩。事发四天后，婺城交警通过调取事发路段店家监控，证实了小伙子未撞到老人。终获清白的小伙子表示，将起诉讹诈的老人一家。

见义勇为是社会主流道德所乐见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异变为一种成本很高的行为，比如被救者“失踪”，再如此次被帮助者不知感恩反而讹诈小伙子。如果没有后续的监控作证，小伙子恐怕就要蒙受不白之冤，这就是见义勇为者最担心的“高成本、高风险”。

激励见义勇为需要更多的制度“善意”。在不少地方，成立了专项的见义勇为资金，为见义勇为者提供相应的奖励和救济，这比起前些年某些见义勇为负伤者无钱医治要好得多。然而，就法律角度和更高的正义标准而言，此类保障举措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那位小伙子险些被冤，所付出的不是直接的经济损失，也没有因此而受伤，但精神层面所受到的伤害，则是难以估量的。如果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甚至会造成二次冲击，让更多后来者面对见义勇为望而却步。

也因此，小伙子准备起诉讹诈的老人一家，其实不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是在维护见义勇为这种义举。毕竟，起诉讹诈的老人一家，可以提高类似行为的相应社会成本和司法成本，从而梳理明晰的行为准则边界——如果对见义勇为行为造成损害，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此，此类恶习才会得以收敛，下一个小伙子在伸出双手帮助他人时，才不会可能身处同样被讹诈的险境，而无奈放弃。

可以说，支持小伙的起诉就是支持见义勇为，政府和社会既然倡导人们见义勇为，就理应成为见义勇为者的权利屏障和坚强后盾，包括支持因见义勇为受到无端伤害的小伙子们，勇于拿起法律武器，为自己获得应有的尊严和赔偿。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底线，如果能够通过这起诉讼，让人们明了见义勇为可以获得法律支持，那么，在未来每一起事件现场，怀有正义感的人就能获得力量，战胜内心的恐惧感与不安全感，帮助更多的他者。

见义勇为的行为天生就需要激励，见义勇为者的现实处境像一本教科书一样，左右和影响着见义勇为行为的深度与广度。唯有从法律等各个层面，不断完善见义勇为的保障机制，才会让好人不再“流血又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