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

违法成本应永远大于违法获利。违法成本还应与发现成本相匹配，越容易弄虚作假的，越不容易及时发现的，越应该加大其违法成本，以彰显法律威慑力。

近日，《疫苗管理法》（草案）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与去年底初审稿相比，有多处出现了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大幅提升了制售假劣疫苗罚款的额度。

二审稿规定，违法生产、销售假劣疫苗可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这一规定已经远远超出了《药品管理法》中“违一罚三”的幅度，也超出了一审稿中“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的规定。从法律上下位衔接的角度看，《疫苗管理法》虽作为特别法，但处于《药品管理法》的下位，下位法这一突破，将带动上位法“违一罚三”规定的适时改变。

同时，为防止货值金额过低导致基数效应而使罚款失去意义，二审稿特别规定了两个最低限度罚款档次，不再与具体的违法金额按比例折算罚款额度，即货值金额不足50万元的，并处2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50万元以上不足100万元的，并处5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处”意味着“违一罚十五至三十”的机制下，还要加处不与具体违法金额挂钩的绝对罚款。这一规定，有力并严密地堵塞了法律漏洞，相关违法违规企业将再也找寻不到通过违规金额“化整为零”来规避高昂罚款的机会。

其中还有一处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承认并赋予了民事惩罚性赔偿的权利。民事惩罚赔偿制度引入到假劣疫苗问题区域，将给那些寻求权利救济的受害者以通过民事诉讼来实现维权的激励。从个体诉讼的角度上看，一些民事诉讼往往因诉讼成本高、赔偿金额低等问题导致不可诉，这一制度性阻碍，也助长了民间私力救济的兴起。民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确立，将鼓励受害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通过合法诉讼维权，而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极大地提高制药企业或疫苗运输、贮存、医疗主体单位的违法成本，这一法律后果预期，也会将这些主体单位或个人引导到守法诚信的路上。

假劣疫苗之社会危害性不言而喻。疫苗之安全，事关国民健康之安全，甚至关乎于国家之安全。疫苗之生产与使用，又往往具备垄断性的特点。一直以来，在管理疫苗领域存在着违法成本过低、利润率却过高的失衡状态。如长生事件中，最初地方药管局开出的罚单只有区区400多万元，而长生每年的利润则高达数十亿元。对于这样的企业，原有法律的小幅威慑已经失去意义，而失去法律有效约束的违法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什么缺德的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违法成本应永远大于违法获利。违法成本还应与发现成本相匹配，越容易弄虚作假的，越不容易及时发现的，越应该加大其违法成本，以彰显法律威慑力。《疫苗管理法》（草案）二审稿体现了这一法理精神，将使我们的法律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