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关于某中小学生教育手册被指存在性别歧视的新闻，在网上引起了讨论。这当然见仁见智，我由此想到了另一起关于课本性别歧视的旧闻。

前些年，华南师范大学某教授撰文指出，小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存在性别歧视倾向，理由有二：首先，教材中出现的人物在数量上男性大大多于女性；其次，在教材中女性“出场”的场景大多局限于家庭，即使是出生入死的革命家、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在课本里也须以母亲或妻子的形象出现，这实际上在小学生单纯的心灵中播下了父权制观念的种子。

文章中一连串精确到小数点的百分比数字，体现了该教授令人叹服的治学严谨性。不过，按照该教授的逻辑，小学课本里存在的歧视可能还远远不止一个性别问题。比如，有没有地域歧视倾向？有没有职业歧视、身份歧视、年龄歧视？如此一来，该教授的数学演算还可再接再厉。

至于女性出场多局限于家庭，且多以母亲与妻子的形象示人也成了歧视的理由，说明该教授还生活在那个被宣传画凝固的时代。一手叉腰、一手握拳，做大义凛然或者义愤填膺状，是那个时代所谓铁姑娘的标准照。事实上，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爱与美的教育，而不是模糊性别界限的虚无的道德高调。说科学家等形象与母亲、妻子的身份重叠会在孩子心中播下父权观念的种子，恐怕连最激烈的女权主义者也未必消化得了。

这位教授的观点也许只是一家之言，之所以令人格外关注，是因为类似的“学术研究”或者“学术成果”并不少见，像青海某地考证出西王母出生地、福建某地考证出孙大圣出生地等，都是一些传说中的人物，可偏偏要煞有介事地将其意义上升到某种高度，其荒谬程度可能与前面那位教授“发现”小学课本的性别歧视有得一比。

我的意思是，对待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加严谨；而有些问题，不须过分解读乃至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