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英界碑（左下角鸟笼后），中英街其他的文物现在大部分都被保存在英国。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界碑的价值，更加不了解它的历史。资料图片 CFP供图

　　盐田网讯 “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1899年末，梁启超在赴美途中经过太平洋时，曾在一首名为《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的诗词中如此感叹道。

　　而就在这一年，英国人却已经根据刚刚签订不久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完成了对新界北部陆地的勘划。

　　1899年3月初，中英两国勘界官员在深圳集中。从16日开始，他们只用了短短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划界的使命。尽管当时谈判的气氛很不和谐，但双方官员还是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各自心中的“得意”与“失落”仍无法掩饰地流露在他们的表情上。

　　勘界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899年的3月19日，清朝官员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与英方代表在香港签署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规定：北界始于大鹏湾东经线114度30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之西；沿深圳河北岸下至深圳湾界线之南，河地均归英界；大鹏、深圳两湾之水，亦归租界之内。如果按照“潮涨能到处”，而不是按照国际惯例以中心航道作为中英界限，则意味着涨潮时，英国的舰船随时可以开进中国内陆。狡猾的英国殖民者仍在为今后占领中国的地盘绞尽脑汁。

　　1899年，中英街还只是一条几近干涸的小河，被人称之为“鸬鹚径”。刚刚完成勘界的中英双方在河道中心匆匆打下了写有“大清国新安县界”的木质界桩。

　　由于清朝和英方曾约定，不限制界桩两边居民来往，加之并未设立边境管理哨卡； 20世纪初期，街区两边居民的来往越来越频繁，而七号界碑附近的“鸬鹚径”逐渐变成了联系两边的纽带，甚至铺上了麻石变成了一条真正的小路。

　　1905年，港英政府工务局单方采取行动，以界石代替腐朽的木界桩。界石上的标识文字，较之原来的木桩，无论从内容、时间和编号都变得更为具体。在界碑上可以看到：“中英地界第二号，光绪二十四年”；而另一面则用英文刻着“RNSLD CHINESE BOUNDARY 1898 N02”的字样。

　　直到1930年，“鸬鹚径”麻石小路的面目已经基本消失了，变成了一条店铺相连的街道。那一年，在这些界碑的注视下，中英街作为一条商业街已经基本成形了。

　　孙霄馆长说：这些见证中英关系历史的界碑，所知有明确记录的是11块，后来中英街历史博物馆在香港考古和地方志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1927年的资料——香港曾组织过一次严格的测量，在深港边境当年共竖立了20块界碑的测量地图。

　　为了考证界碑的数量和位置，孙霄曾多次往返于深港边界调研，并探访到曾有人见到过13号界碑。但“草木茂密、河沟较深、山石坍塌”，孙霄记录道，界碑的确切数量和位置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本以优势兵力强行登陆大亚湾，并向广州进军。11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1939年和1941年，日军先后两次占领了沙头角。

　　当英国军警闻讯后，立即以中英界碑为线拉起了长长的铁丝网，并在上面悬挂英国国旗与日军对峙。

　　不过，这并未阻止日军垂涎香港的野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香港；进攻香港的东线日军以“妨碍交通”为名，挖出并丢弃了中英街3至7号界碑。12月25日香港沦陷。

　　日本投降后，英国军舰迅速占领香港，不久，英国仍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催促民国政府，要求重新勘定边界并竖立界碑。1946年，广东省民政局开始派人去沙头角测绘。

　　1948年4月15日，双方代表踏着当年与英清代表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开始勘测。之后，代表团决定把被日军拔除的5块界碑重新竖起来。除保留界石上刻有的“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字样外，又在第五号界碑背面加刻上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重竖”的字样。但这块刻字的五号界碑早已不知去向，成为至今待解之谜。

　　1997年香港回归后，深圳主流媒体刊登了关于中英界碑是否留存的大讨论。有人大代表提出“中英街界碑是国家的耻辱，‘中英街’充满了殖民色彩，政府应该铲除界碑，更改街名”。

　　不过，经过媒体讨论和专家论证后，这一观点和提法最终被否定。论证认为，保留界碑和使用“中英街”街名，既有利于发展旅游，吸引游客，还能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中英街和那些见证了多个历史时期的界碑得以保存至今。

　　下期预告：在中英街上，为什么三号界碑的故事最多？从勘界到回归，从剑拔弩张的对峙，到握手忆旧的感怀，历史的走向耐人寻味。请关注《寻找记忆深处的中英街》下期报道。（记者 汤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