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客家妇女在沙头角桥头朝河对岸的亲人喊话。摄于1970年代。何煌友 摄

1962年5月6日，在被港英政府遣返途中，一位逃港者受伤。拉里·伯罗斯 摄

　　“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著名的越战摄影师拉里·伯罗斯接受电视采访时说过自己的困惑。

　　但是这不是对越战的评价，而是谈论他1962年拍摄的关于遣返逃港者的一组照片。

　　“逃港”，今天的深圳人已经很少听到这个字眼。但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深圳与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水平差距巨大，当时仅深圳就有6万人跑到了香港。”中英街历史博物馆馆长孙霄告诉记者。

　　由于中英街是深圳距离香港最近最便捷的通道，一抬脚就过去了，所以这里的逃港现象也非常明显。据统计，当时沙头角大队人口为1200人，但是逃出去的人口为2400人。

　　这一时期，在沙头角桥头连续发生逃港人员强迫警方开闸的事件。1962年5月2日，从梧桐山往沙头角检查站桥头又冲过一百多人，到了桥头后向检查站提出要让他们从沙头角镇过去香港新界，不让过要给饭吃。

　　香港《明报》报道说，1962年5月，取道横跨新界和深圳的梧桐山，经过沙头角、粉岭等地，每天有数千人逃到香港。5月6日，港英政府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军警1400余人，每天24小时在边境巡逻，以堵截从深圳涌入的逃港者。

　　1962年5月，正在报道越战的伯罗斯在香港休假，从电视中看到港英当局正在驱赶和遣返逃港者，立刻从床上跳起来，挎着相机前往粤港边境。从他拍摄的大量图片看，港英政府荷枪实弹的警察和边防部队，正在梧桐山展开大规模的搜山行动。山头上既有即将被遣返的逃港者交织惊慌、乞求和绝望的面孔，也有心存侥幸蜷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中的人。伯罗斯记录下了逃港者一张张真实的面孔。

　　1962年这次逃港风波，惊动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后通过强行遣返等措施才逐渐平息。但是偷渡的现象无法禁止，在1970年代还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外逃事件。这一时期，深圳的摄影师何煌友拍了许多以偷渡为题材的照片。

　　何煌友告诉记者，在十年“文革”期间，很多逃港乡民思家心切却又不敢回来探亲，“那怎么办？他们就约好时间到沙头角桥头，隔着河与家人喊话。深圳河并不宽，二三十米，说话声音大一些都可以听见。” 何煌友回忆说，那时候沙头角有一个文化站，他有时间都喜欢过来拍摄，结果就看到了这种被当地人称呼为“界河会”的场景。“虽然喊话的内容都是些日常问候互报平安，或者家里人苦不苦孩子好不好的家长里短，但是有喊的有哭的，那种场面确实很震撼人。”

　　何煌友告诉记者，其实他们家人也全部在上世纪60年代偷渡到了香港，当时在部队服役的他是唯一留在深圳的人。深圳商报记者 蒋荣耀

　　下期预告

　　1978年7月，习仲勋来到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并视察了中英街。香港的繁华热闹和深圳的冷落萧条，让习仲勋决定尽快发展经济，改善百姓生活，缩短与香港的差距。请关注《寻找历史深处的中英街》下期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