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省九寨沟县举行了更改县名20周年成就展。公开资料显示，九寨沟县原名南坪县，古称羊峒，殷商以前至秦均属氐羌。1998年，该县更名为“九寨沟县”。

它与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湖南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四川灌县撤县设市更名为都江堰市等一起，被称为“更名促进当地旅游及城市发展”的成功例证之一。

不知道这样的案例会不会刺激一些地方的改名冲动，反正我个人对这里面的“成功”持保留看法。事实上，作为旅游景点的九寨沟、张家界等早已名动天下，即使不将它们升级为城市名，也并不影响其旅游地位。由于这类城市名与其标志性旅游景区名重叠，已经是水中有泥、泥中有水的关系，所谓改名效应很难进行严谨的科学推断。

但改名成本是实实在在的。除了由此带来的看得见的显性成本——按照计算，一个15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更名后，仅办理二代身份证就需要花费2000万元。此外大到路牌、招牌小到公章、信笺等统统需要更改，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沉没了的历史文化成本、记忆成本，从长远看可能更为“昂贵”。

一些地方改地名，则纯粹是某种心理暗示或联想在作祟。前些年，有人呼吁湖北简称由“鄂”改“楚”，理由是“鄂”字两个口代表着吵架，一个耳朵意味着偏听偏信，亏则是亏欠，再说，在古代‘鄂’通‘噩’，现代‘鄂’与‘恶’谐音，实在不好听。

且不说这么一改，同属楚地的湖南人答不答应，因为“不好听”就要改简称，很多省份都会坐不住。四川坐不住，“蜀”和“鼠”、“输”同音；海南坐不住，“琼”通“穷”；安徽坐不住，“皖”“晚”“完”，岂不让人慌得一比?

前些年，江苏宿迁有个地方叫骆马湖，一家旅游公司悄悄将其改为“马上湖”，理由是“骆马”通“落马”，不吉利。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有必要给改名者提前打支预防针，可千万别轻易来深圳，我担心，什么布吉（不吉），上沙（上杀），下沙（下杀），沙头（杀头）、南头（难头）之类的地名，会不会吓破他的小胆?

还有些人提议改地名，恐怕跟严重的道德洁癖有关。前些年，北京市几名人大代表曾联名提出“美化北京地名”的建议，理由是，奶子房、骚子营这样的地名有碍观瞻，影响市民心情。如果说“奶子房、骚子营”看上去不雅，在我的家乡湖南，有个县名叫“双峰”，是不是更容易令人产生不雅的联想了？

地名是承载历史和凝聚认同感的“容器”，是散落在大地上的身份证。不管是出于商业目的也好，还是因为“不好听”也好，随意更改，动用权力的推土机粗暴地强拆地名，显然是对历史文化缺乏起码的“温情与敬意”。

进一步说，与其盯着这样的传统地名，不如在城市的新兴地名规划上下功夫。很多地名都是随着城市地盘的扩大而衍生的，城市本来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展现独特的气质，但可惜，不少城市地名要么珠光宝气、俗不可耐，要么重复雷同——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条“五一路”“劳动路”“建设路”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