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即使研究汉语、《史记》或者书法都要到“国际学术刊物”上去发表论文，才能被视为“高水平成果”，这与其说是体现了国际视野，不如说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的投诚。不幸而然，一段时间，情况就是这样。

毫无疑问，西方文化有足够的自信，而且这种自信已经异化到自大的地步，以至于一面继续其“征服异文化”的进程，一面产生了“文化单调”的问题，所以形成了“文化多样化”的潮流。

“文化多样化”，固然比“文化霸权主义”好，但也不脱“欧美中心主义”的道道，无非是说各种各样的文化还是得有一点，否则太单调，也使西方文化失去异质性的刺激和养料供给，就像人把地球占领了，就不再打老虎，濒危动物得保存下来，免得生物多样性破坏了，遗传库不够丰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如果只是“多样化”意义上的存在和延续，就不过是苟延残喘。一种苟延残喘的文化，不可能支撑起一个民族真正的民族生活。研究汉语、古籍、书法都要到国外去发表论文才获得认可，都要到国外专家那里去获得承认，这不是因为汉语、古籍、书法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文化上缺少了自信。二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问题时，正是人们的文化自信急速下降的时候。

自信当然不是自负、自大、自闭，但尤其不是自卑。任何时候，文化自信都会受到来自自负、自大、自闭或自卑的影响，相当长时间来，自卑已是主要的问题。而且，自信丧失后，在自负、自大、自闭和自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奇妙的极化转换通道，要么看不到自己的文化之外还有什么，连疮疥都是好的，要么孩子和污水一起倒掉，以为全都狗屎不如，肥田都怕有毒性。然而，倘若中国文化就是如此不堪，这个民族又何以能够延续，何以能够兴盛，而且保持自身的特质呢？

自信与国运相联系；文化是否自信，与国家运势关系更加深厚。国势衰微，自信必然慢慢衰退，文化自信可能是最深处的一种被摧毁的东西。我们还能记得，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那种全民的激情，也能感受“中国特有的都应淘汰”的文化自弃现象。近几十年发展，人们已在很多方面可以感受到各方面今非昔比的进步，但自信心来源于何方，是自身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还是认为进步源于跟随了别人的步伐，可能还是一个问题。这大概就是今天，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各种自信被越来越多地强调的原因。

不管怎样，十多亿人在一个国家生活，而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特质，不认为自己的文化特质具有价值，人们的共同生活将很难持续，投诚后的文化趋附也将使投诚者自然接受“次等人”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依附者心态。这本身是一种悲剧性的前景。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投诚和依附的必要性，到底是建立在事实之上，还是建立在对他种文化的美化想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