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

鼓励或奖励生育二孩，效果需要观察，且要有“情况不容乐观”的准备。

近日，辽宁省“探索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引起广泛关注。尽管这句话只是出现在“人口发展规划”中而尚非现实，所用词语也只是将要“探索”而非笃定一定要出台政策，但正式的规划文件中写到这一点，至少表明奖励二胎已成为一个政策议题。

这个政策议题的出现，当然是以现实的人口发展状况为背景的。生育率要保持在2.1才能维持人口规模，实现稳定替代，生育率1.5以下，就会陷入“低生育陷阱”。而辽宁省的生育率为0.9。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辽宁人口发展所面临的态势。

人口态势不是一日形成，也就难以很快转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即使采取了相当力度的引导措施，能不能改变、能有多大程度的改变，都是疑问。但不管怎样，认识到低水平生育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还是必要的。

报道说，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2017年就有一些地方实行了鼓励乃至奖励二孩生育的政策，在产假、产前检查等福利之外，有的地方实行了发放津贴、补助等措施。只是施行的结果如何，尚未见报告。

生育意愿的形成是复杂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个人幸福的注重，会使社会的生育水平趋向降低，这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过程中已得到验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曾造成高生育水平的困扰，这种困扰现在已基本不复存在。

随着社会发展，生育越来越成为更多取决于个人选择的一件事情，而个人在选择是否生育、生几孩上，则越来越多基于个人幸福的考虑，而不是“传宗接代”这样一种家族责任。而传宗接代、子孙兴旺这种“家族责任”，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人口现实，当它表现为旺盛的生育时，就构成社会的人口压力；当它表现为低迷的生育时，就形成了社会的人口危机。

越是低水平生育，人们的生育选择越是慎重。在生育旺盛时，多生个孩子往往“就是增添一双筷子”，过去我们只听说“只愁生，不愁养”，没听说过“备孕”、没那么多人要“保胎”。但低生育水平下，生不生、什么时候生，决定起来就格外郑重其事了。从个人生活来说，一些人会觉得生育是件不划算的事情，付出很多而回报很少。从责任感来说，生就要生好，生就要使孩子能得到良好的生活质量和养育条件，这又增加不少盘算。

实话说，在生育上，我们很难从道义上干预一个人所作的决定，我们也越来越不能从规则上制约一个人的生育行为，我们唯一能够指责的只是“生而不养”的行为。这就是说，生育越来越是个人责任的领域，而个人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无论好的和不好的都将难以在个人层面去干预，而只能在社会层面上作出引导性的应对。鼓励或奖励生育二孩，就是一种引导性的应对，效果肯定会有，但是否足以抵消生育意愿不足的影响，是否足以扭转低生育水平的发展惯性，需要观察，且要有“情况不容乐观”的准备。

（作者系知名媒体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