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新闻网讯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走向何方？”每次走进中英街，都感觉像走进了人类学博物馆一样，人类的终极三问，用在中英街身上，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根据史料记载，清道光年间，为解决乡民赶墟的问题，经沙头角一带各村首领组成的东和局商议，在现在中英街的横头街一带开辟墟市，并确定农历的初一、初四、初七为墟日，墟市的名字叫“东方和平市场”。

中英街3号界碑处“深港合作、共创繁荣”的文化墙。

1848至1852年，德国崇真会韩山明，瑞士巴色会黎力基、韦永福3位牧师先后在东和墟设讲道室传教。3位牧师边传教边为当地人治病，还开办学堂，有学生二三十人。他们踏上这片土地，就被当地特有的习俗、繁荣的墟市和独特的文化所吸引。可能为了传教方便，他们在天后宫附近建了一座西式教堂，其建筑风格与附近中式建筑天后宫、伯公庙和文武庙形成了鲜明对比。

韩山明在一封信件中这样描述东和墟：东和是一个重要的墟市，主要从事贸易活动。虽然还是个新建的墟市，但是生意非常繁忙。韦永福在一封用德语写给巴色会的信件中，详细描述了东和墟市的环境、建筑以及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信件后还附有一张手绘的东和墟示意图。

在韦永福的记载中，东和墟是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由上街、下街和旧街三条街道组成，墟市所有的店铺都是单层建筑。从韦永福信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一些当年的景象：

东和墟，是东方和平的意思。因为这里是市场，所以没有居家的房屋。所有的建筑都是商店和作坊，其中6家是药铺。类似的商店总共有50家，大大小小，非常密集。它们排列在两条平行的东西方向的街道旁边。整个墟市就像一个四方的广场。

商店狭窄且阴暗。白天打开门可以通风，这里门和店铺一样高，一样宽。门前是一排圆形木柱，上端伸进楼顶的横梁，下端则插入石墩里。白天，中间几根木柱被移走后，就形成了一个出入口方便顾客进出。木柱后面的门，由一些活动的木板构成，可以插入到门框上的沟槽。入夜，木柱重新被插上，门板也被安装好，并从里面闩上。

货品都是堆在店铺内一侧或者两侧的货架上，和欧洲的商店一样。绕过货架是一个带抽屉的长柜台，既是钱柜，也可以在上面称量货物。屋顶还吊着几盏纸灯笼，方便夜间照明。绝大部分商店都是杂货铺或者综合商店，多数做零售生意，只有少数几家从事比较重要的贸易业务。这些商店的东家都不住在墟内，有的东家会找一个人帮助打理。

旅馆的一间屋子可以放四张大床，一张大床可供几个人共睡，旅客可以预定一张床的四分之一位置，价格很便宜。但不舒适，一张床是四个人睡。不过二楼有小房间，有单独的床，但仍会感到不舒服，原因是这里的房子很少有窗。

最有名的餐厅是一家狗肉店。公用码头旁还有一个船舶修理厂，渔船底下容易积下海草，需要每半年清理一次。

1898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1899年3月11日，中英双方分别任命新界北部定界委员，两广总督谭钟麟任命广东补用道王存善为中方委员，香港总督卜力任命骆克为英方委员。3月16日，王存善与骆克勘定深圳河到沙头角湾的界限，沿线竖立木质界桩。18日，新界北部陆界勘界结束。现在中英街的位置，原是一条河沟，也就是当时中英勘界确定为界河的地方，1905年，英方于新界北界竖立界石。河畔东岸原有一条用麻石铺的小道，当地人称为“鸬鹚径”，后来由于河流改道，人们把旧河床的一些草地垦为菜地，把一些低洼地改为水田。

1899年，通电报；1900年，通电话；1912年，粉岭到沙头角铁路支线建成；1927年沙头角公路通车，这就使沙头角与新界、九龙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公路和铁路从事运输更为便捷；1933年，通电灯。在不断地“触摸”现代文明过程中，中英街一带也在发生变化。1905年前后，有人在4号界碑旁边西侧，盖起了房屋，挂上了“同裕木厂”的招牌，做起了木材生意。1918年左右，有人在6号界碑附近的地里盖了几间房屋。后来人们在这座房子的左右建房，1920年，东泰源杂货店、东和隆米店和一家药店开张。一些商铺开始经营洋货，如“惠新隆”就专营各种洋布，新界新楼街的“逸生昌”专营“火水”（煤油），永乐园茶楼设有经营中西食品和饮料的茶餐厅，街边还出现了梁心牙医和新时代理发店等一批时尚门市。

在1924年的照片上，横头街显得非常繁荣，一直通到海边。横头街靠近海边的位置有一家鱼栏，用砖柱搭起一个木制的顶棚，一个鱼栏只占一小块地。每天清晨，渔民将捕获的新鲜海鱼运到岸上，再出售给鱼栏主。九龙海关洋关分厂也建在附近，海关是座单层的欧式建筑。

后来，乡绅、华侨们合作在文武庙里办起了东和学校。根据相关记载，1923年时，东和学校至少有五位教师，教授英语和生理的陈谨章是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教授新知的陈重浪是广州学校的毕业生；加上教授语文和音乐的刘焕光，三人都属于“十约”的知识分子。学校还聘请了两名外地教师，包括香港元朗的李渭流和韶关的胡范伍。

1930年，新界和坑村人李新昶在4号界碑到5号界碑间英方一侧，建了一排两层高的岭南骑楼，并将临街不太长的一段骑楼称为“猷昶街”，这是中英街上最早出现的路名。在3号界碑旁边，原来有一座过河的小石桥，涨潮的时候，海水可以淹到这里（这从今年8月23日台风“天鸽”造成海水倒灌，此处也严重受淹可以得到佐证）。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有人在这里经营过船厂、杂货批发店。船厂迁走后，石桥被人铺平，上面盖了小食店，后来被改为海山酒楼。随着商业的发展，沿着中英街3号界碑到7号界碑，慢慢地基本上都有了建筑物，当年“鸬鹚径”的麻石路面基本消失，两旁店铺相连，有店家为了美观整洁，在店铺门前路面铺上灰沙或者红毛泥。作为一条商业街道，中英街的雏形终于形成了。

1937年，一场猛烈的海啸摧毁了整个东和墟市。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乱年代，所以也没有重建，商业重心开始逐步转移到了中英街。

日军侵华后，占据了中英街，1941年12月又攻占香港后，将中英街改为“中兴街”。日寇投降后，中英街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1949年前，中英街比较大的商店有怡兴隆、新昌、仁兴店等，主要经营百货、布匹。老字号药店有宁生堂、济生堂、天寿堂、杏春堂、茂生堂，还有专门经营鱼类的“鱼栏”，类似钱庄的“缴家”和专门从事鱼类加工的“标家”。

沙头角解放后，由于中英街地处边境地区，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中英街成为边防禁区，商业的发展近乎停滞。1959年，省、市、县商业部门开始着手对中英街商铺进行系统的维修，当时的商店装修实属一流，除了采用玻璃条柜以外，有的商店还安装了霓虹灯。

1980年，沙头角镇启动城市化建设，沙栏吓村民实现了“渔民收网上岸、农民洗脚上田”的转变。村里曾和香港老板黄光合作开了一家牛皮加工厂，由生产队出地、出人，港方出钱、出技术。但加工牛皮排到海里的污水造成了盐寮吓村民养的鱼大量死去，没两年牛皮加工厂就关闭了。村民谋生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家从事各行各业，年轻的外出打工，年纪稍大的就留在村里做事。沙栏吓村董事长吴天其介绍说，1980年，他就学了驾驶并取得牌照，开了一辆从香港引进的14座中巴，在中英街关口外拉客人和他们带的货，到横岗、坪山、葵涌等地，每天能赚几百块，有时达上千块。但九径口的检查站经常查旅客带的货，不方便。后来到香港给路政署下属的一个搞道路维修工程的部门开车。干了两年多后，1984年，沙栏吓“村改居”，吴天其回到中英街做起了把深圳的蔬菜批发到香港去卖的生意，每天凌晨1点钟起床，把头一天采购来的蔬菜运到新界北区的农贸批发市场卖。最开始是用手推车，后来改为汽车拉。

1983至1984年，中英街开始有限制地向内地游客开放，游客因而逐渐增多，但当时不允许到港方一侧的商店购物。1985至1990年，不再限制游客到英界的香港商店购物，游客进入中英街也更容易，最多时一天就有近10万人涌入中英街。当时人们以购买服装、电子表、进口录音机、数码照相机、摄像机等产品为主，也有部分人开始购买黄金首饰。沙头角进出口公司与日本八佰伴联营，在中英街合作开办了新佰伴商场。

香港回归祖国后，中英街的繁华逐渐褪去。在经历了一段“阵痛”之后，市区也在不断探索中英街的转型之路。（来源：深圳商报 记者 贾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