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鼎

前段时间，一则“26岁江苏大学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参加完导师组织的聚餐后，喝酒过量倒在宿舍被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新闻，占据了各大新闻门户网站与网媒评论版的显著位置。有人痛惜学子英年早夭，有人痛斥师生关系趋于异化，更有人感叹师道之不存，“酒文化”已沦入低级趣味……俨然是文化批评家的口吻，其说辞初看言之成理，细看则像是在兜售道德常识，再一掂量，便可窥见一种隐晦的话语暴力。

单从法律与规则层面去审视，个别评论者的三言两语便道破天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史国平（即猝死者）应对自己的身体负责，预见到喝多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换言之，成年人喝酒，只要不是被外界胁迫，不论是小酌抑或海饮，并没有因此影响他人权利、公序良俗，又与他人何干？当然，学校自有校纪校规去约束学生的行为，师长可以在一旁规劝，而一旦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到底也是爱莫能助。

如果这话让人听着冷血，不妨站在批评者的立场上去做“同情之理解”：大学毕竟不同于社会，中间还隔着一层“围墙”，这层围墙理应如堤坝一样抵挡外界庸俗潮流的侵蚀和涌入；且学校是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教师对学子应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云云。这些话语既好看又动听，不仅有着“理想的光辉”，而且颇为入情入理，但在无意之间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大学毕竟不是与世隔绝的无菌环境。教育家杜威说：“生活即教育，学校即社会”。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学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便能平平安安，终究也是温室里的花朵。

“那为人师表，总该明白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吧！如此推杯换盏以至于烂醉如泥，于酒文化中混入一股浊流，更举师道尊严扫地荡尽！”且不论涉事教师起到了何种作用，是否曾劝阻学生的豪饮行为，更或能否担起“教师”之名。既然说到酒文化，姑且看看古人是怎样饮酒的。

古人也酗酒。商代王国，周人曾历数其罪行，后人考证可能有些夸大，但商人酗酒肯定是事实。譬如，《尚书》就此事反复告诫后人。

古人也讲节制。孔子推崇周礼，其中便包括喝酒的礼。他老人家就曾在《论语》中谆谆教导，“唯酒无量，不及于乱”。所谓“乱”，自然是礼乐制度的上限，每个人的酒量不一样，但喝多的表现却类似，一条红线画在那里，越过这条红线，喝到上吐下泻、借酒撒疯、丢人现眼，就是“乱”了。

与今人相比，古人喝糜子酒，不是现在的高度白酒。古人喝酒也是三杯两盏淡酒，温热了，慢慢喝，更不像今人声嘶力竭地劝酒，饮骡子饮马地豪饮。

你也许会说，今人已经变得卤莽灭裂，文化已然粗俗不堪，或者，就像马克斯·韦伯一样感叹，“这个世界不再令人着迷。”最为致命的是，这种风气早已无孔不入地侵入教育领域。但，当你如此不无遗憾发出一声声叹息的时候，对教育领域未免不失之苛刻，毕竟世殊时异，树欲静而风不止，学校又岂能独善其身？

可若从对古代礼仪典章制度的神往中回到现实，我们也许会为自己的虚妄而脸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又何必空羡古人！况且，今人所谓古人的精雅、古人的节制、古人的高贵，也许想象的成分比事实的成分更多一些也说不定。

“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古人除了节制，还有如此气象。平日里规规矩矩的现代人，再无必要把自己的酒文化也搞得小心翼翼，更不必为了这样一则新闻而大惊小怪。生命是一种微妙的状态，要在狂野的原始生命力与理性的秩序之间保持平衡，又何必酒不“罪”人人自“罪”地自我规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