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在中英街建工会
深圳新闻网讯 新中国成立后，中英街最早建立的工会是什么工会？沙头角综合商店是怎样逐渐开办起来的？近日，已经84岁高龄、曾参与这些工作的刘伟恭老人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故事。
在学校时迎接解放
刘伟恭是沙头角径口村人，父亲叫刘德魁。“1938年10月12日，日本鬼子登陆大亚湾后，沙头角28日沦陷，当时，沙头角的居民都四处逃散，径口村的村民全部逃到对面香港管辖的山地上搭草棚子避难（当时日本还没对英国宣战，故还没打香港），当时由于涌入香港的难民数量太多，港英政府开始在新界一侧堵截，并修改入港规定，‘无钱不准进入香港’，还将入港难民须持有20港元现金的规定提高到100港元。逃难到山上，但没有生活来源，父亲就想怎样去养活一家人，后来就在五亩地对面的莲麻坑村开了个小店。莲麻坑村离径肚村很近，而径肚村的居民也都姓刘（只有一户姓范），跟径口村的刘氏有着亲缘关系，父亲就把我送到径肚村的学校去读书，当时的老师是刘其安。”刘伟恭说，但这种能读书、稍显平静的日子只有半年时间就再次被打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也开始攻打香港，他们家在莲麻坑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径口村的老家，但家里能用的东西都被日本鬼子拿走了。日本鬼子还强行逼迫沙头角附近村庄（包括现在深港两地的十多个村）的村民，轮流到山咀村后面的伯婆岭、红花岭山上修碉堡、炮台、战壕、防空洞等工事，刘伟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所以也被征去扛水泥、背石头上山，“但我也才10岁，根本扛不动大的，每次就扛小的石头。后来鬼子嫌我扛的小，就改派我送饭，从中英街的鬼子队部里把饭送到修碉堡的地方，为了拉拢人，鬼子每天给干活的村民每人一小茶杯的米、一元日本军票（这个军票可以在中英街上买东西）。”
日本鬼子投降后，中英街的商业慢慢又开始恢复起来，最兴旺的时候，街两边大概有100多个店铺，因为靠海打鱼，所以卖晒干的咸鱼的铺面居多，还有酿酒的作坊、杀猪的也有一些，另外就是些日杂小商店。
1949年10月23日，祁烽率解放军进驻深圳后，成立中共沙深宝边区工作委员会（俗称“沙宝深军管会”），管辖宝安境内的南头、深圳、沙头角3镇工作，直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主任起初是广州派来的朱明达，祁烽担任政委。不久，沙宝深军管会改称广州市军管会沙深宝分会，祁烽担任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沙头角解放时，上级派周镇华到沙头角当镇长，我当时还在东和小学读书，因为学校的老师中有地下党员，所以解放军进沙头角时，老师也带着学生们在桥头排队迎接，学校的操场上还聚集了周边几个村的民众，非常热闹，好像还有唱戏的。”
刘伟恭所说的场面，从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1949年10月在中英街拍摄的照片中也有清晰地反映（见图，深圳商报2012年11月9日A16版曾发表）。其中一张照片上显示，在中英街3号界碑中方一侧房子的墙上，有画着主演罗家凤、何醒云戏装画的粤剧演出海报，惠阳县政府宣布沙头角解放的布告，“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化验注册”的广告……另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中西药店济生堂，一字排开的檐柱都挂着药店的招牌；药店旁边是洗衣局……另一张照片上的商铺是王伟平牙医，街心晒着一些药材，店铺外斜插着的五星红旗……还有那幅一名香港警察和一名解放军战士握手、对看的镜头……
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中英街有浓厚的商业和文化气息。“就是现在管制较严的出入问题，当时也不是什么问题，两边居民同饮一井水，共走一条街，很自由；因为当时从沙头角到深圳，没有公路、车辆，人们都是靠双脚走路，背着东西从伯公坳翻越梧桐山，非常麻烦。所以当时这边的人若要去深圳，一般都是过中英街，然后从沙头角的香港一方坐车到粉领或上水，然后转车到深圳。不过，当时可不是公共汽车，而是那种人货混装的卡车。没有人去盘查什么的。”
创办搬运工会店员工会
然而，自由流动持续了一年多后，因为中英意识形态的不同、朝鲜战争爆发等，中方开始执行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政策。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所有人员均须从正式口岸凭宝安县公安机关签发的《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出境。“中英街”不是正式口岸，因而开始限制人流往来。港英政府则在“新界沙头角”实行“宵禁”，中英街变成了边防禁区。客流量减少很多，加之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英街上开商铺的人都走了，仅剩下沙锦涛父亲沙才开的奇香酒楼、吴泮池父亲吴胜安开的杂货铺、何集庆父亲开的药店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店铺。
1951年，刘伟恭从东和学校六年级毕业，沙头角镇里要搞土改丈量，他就被调去搞丈量工作。因为沙头角本来地都不是很多，中英街里的渔民也没什么地，所以搞完土改丈量后，1952年，刘伟恭就被调到沙深宝总工会培训，培训后，沙深宝总工会派林松喜带着刘伟恭到沙头角，动员发起成立搬运工会、店员工会。“为什么带着我回来呢，因为我是本地人，林松喜比我大几岁，工作热情很高涨，也很有工作方法，很快，这两个工会就建起来了，我担任店员工会的主席。”1952年下半年，沙深宝总工会又派刘伟恭到盐田的沙头墟，筹建店员工会。1953年，刘伟恭又被调到宝安县渔业总社工作。后来，刘伟恭和在盐田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位盐田姑娘结了婚，但他仍在南头工作，妻子则在径口村老家和刘伟恭父母、弟弟妹妹们一起生活。
生活中的巨变
然而，1958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刘伟恭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刘伟恭的父母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和刘伟恭的妻子，在刘伟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逃到了香港。刘伟恭开始从心里也很恼怒，他的工作正在成长期，领导都很器重，前途一片光明……1958年，刘伟恭被下放到铁岗水库当队长，带着一队被打成“右派”的“右派分子”参加劳动锻炼。
“当时心里是有点不好受，但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当时香港那边的生活条件好一些，逃港潮在蔓延，人生活在世界上，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追求有更安稳的生活、有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也就是现在我们党常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自然界，鲑鱼洄游、北雁南飞等等，不都是为了寻找更有利于生存的环境而进行的长途跋涉吗？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经历过战乱年代、困苦年代的人，都会对生命如草芥有较深的理解，但即便如此，却也不惜代价地渴望生长，就像这山里的草木，不挑雨水，不挑阳光，在多艰苦的条件下都能顽强地生长。”
面对生活的巨大变故，刘伟恭带领全队在铁岗水库的工地上异常勤奋地工作，“当时，省里面的演出慰问团到铁岗水库工地慰问下放参加劳动的人员，晚上演出、放电影前，播放的镜头就是我带着大家在工地奋战的画面。在工地表现好，慰问团还为我创作一首歌曲。因为工作突出，我的锻炼被提前结束，派回到宝安县商业局，开始从事商业工作。1959年到1961年，我被县委抽调到工作组去农村搞运动，先后到过沙井、观澜、布吉、南岭、大鹏等地。”
从沙头角综合商店
到沙头角进出口公司
1959年，就在建国10周年庆典前夕，有香港记者到中英街华界一侧拍摄了录像，在香港的电视台以“所谓社会主义沙头角一个市场——破破烂烂，冷冷清清”为名进行报道。“这一事件很快被反映到了广东省和中央，据说周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此事。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得知香港的报道惊动中央后很恼火，说‘沙头角这么小一块地方，难道我们都没本事搞起来吗？’省里拨了30万元给宝安县，指示要专项使用，建设中英街华界区域。当时，县商业局的领导找我，想让我回中英街，但我不愿回来，因为当时家庭巨变的事儿在我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担心回来后出了问题就更加说不清。后来，局里就派吴旺同志到中英街，在1958年实现公私合营改造的沙头角商店的基础上，办起了国有的沙头角综合商店。”
沙头角综合商店卖的东西很多，有猪肉，也有药材，卖的对象起初是不限制的，但后来为了给国家赚到外汇，就只用港币结算，这样的话，基本上内地居民就没法买了，当然也买不起。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综合商店经营得不错，县里决定由县商业局的副局长刘兆品兼任沙头角综合商店主任，刘兆品干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外贸局。期间，沙头角综合商店改名为沙头角综合公司，开始获得了参加广交会的资格，可以从广交会上订全国各地的货，县里又派县商业局的副局长徐洪亮来兼任沙头角综合公司经理。“1960年，县商业局领导找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沙头角综合公司工作，担任统计和工会主席，思想上不要有顾虑，大胆地工作。而当时，我已经通过法院和在香港的妻子离了婚，所以也就没多少担心了，就回到了中英街。”
因为当时香港开始快速发展，居民手里的钱也多了起来，这里的商品价格比香港便宜很多，于是很多人都到中英街的沙头角综合公司买东西，公司的经营越来越大，原来的小商店已经不能满足。省里、县里也明确沙头角综合公司要承担起香港沙头角居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的任务，怎样扩大经营规模呢？在领导的支持下，刘伟恭开始和“三反”“五反”后离开中英街到香港、但店铺还空在那里的店主联系，洽谈收购事宜。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认识，经过各种工作努力，最后买回了10家店铺，这些门店的房屋都已经很破烂，当时的买卖价格为每间4500元，总共花了45000元。说到这里的时候，刘伟恭的脸上透出了笑容，显然，这是他觉得办得最得意的一件事。
房子买回来后，就开始着手拆建以扩大经营，从猷昶街到八间大屋，中英街华界一侧的建设和维修全面开始。在这之后，中英街上开始出现了国营商店、土产杂货、银行、饭店、书店等商业店铺。玻璃条柜、霓虹灯……很多新鲜的东西都装上了，中英街这些急速的变化，让生活在两边的人都对这场“大变脸”感到惊诧。
“香烟、酒、鞭炮，是当时卖得最好的，散装白酒一天卖掉几十罐，冰糖有多少都能卖完，一卡车鞭炮很快就售光，酒大都是西乡酒厂产的，当然也有茅台，要10多块一瓶！听到这个价格你别笑，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还有五粮液、西凤、竹叶青、汾酒……从广交会上订的采购单有时都不够用，还要省外贸厅、商业厅协调从其他渠道再调货过来，每个月我都要向上面报统计报表，县里一个领导说，你们一个商店的利润，比惠阳地区的很多县一年赚的都多！”刘伟恭说，后来，陈喜、曾东都先后做过沙头角综合公司经理，公司也开始做进口生意，主要进口日常用品，如衣服、布料、洗头水、罐头、电话机等等，每两三天就有三吨的大货车给商店送货。
1979年，深圳市成立不久，开始改革开放，省外贸厅派人到中英街调研，带队之一的何杰认为，公司生意这么好，应派个人到香港去，了解市场情况。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后，沙头角综合公司就改名为沙头角进出口公司。“1979年5月8日，县里给我办了个可往返多次的通行证，并取得了香港身份证，县里就派我到香港，但在香港不能以国有的名义注册公司，所以只能以我自己的名义注册公司，我就注册了伟业贸易公司和紫山有限公司，在香港工作10多年，都是按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的工作要求，聘任我为伟业贸易公司总经理，为沙头角进出口公司进出货物服务，1992年调回内地，在公司转为调研员，一直到1994年退休，不过，退休前，我就在香港办好了移交手续，将这两家公司的股权赠予组织上派去接我工作的人，听起来挺搞笑的吧，为公家干活，还要进行私人赠予，我在香港时以港人的身份在广州华侨新村买一套房子做办公用，退休后也‘赠送’给进出口公司，这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吧。”（记者 贾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