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在中英街建工会
在学校时迎接解放
刘伟恭是沙头角径口村人，父亲叫刘德魁。“1938年10月12日，日本鬼子登陆大亚湾后，沙头角28日沦陷，当时，沙头角的居民都四处逃散，径口村的村民全部逃到对面香港管辖的山地上搭草棚子避难（当时日本还没对英国宣战，故还没打香港），当时由于涌入香港的难民数量太多，港英政府开始在新界一侧堵截，并修改入港规定，‘无钱不准进入香港’，还将入港难民须持有20港元现金的规定提高到100港元。逃难到山上，但没有生活来源，父亲就想怎样去养活一家人，后来就在五亩地对面的莲麻坑村开了个小店。莲麻坑村离径肚村很近，而径肚村的居民也都姓刘（只有一户姓范），跟径口村的刘氏有着亲缘关系，父亲就把我送到径肚村的学校去读书，当时的老师是刘其安。”刘伟恭说，但这种能读书、稍显平静的日子只有半年时间就再次被打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也开始攻打香港，他们家在莲麻坑村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回到径口村的老家，但家里能用的东西都被日本鬼子拿走了。日本鬼子还强行逼迫沙头角附近村庄（包括现在深港两地的十多个村）的村民，轮流到山咀村后面的伯婆岭、红花岭山上修碉堡、炮台、战壕、防空洞等工事，刘伟恭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所以也被征去扛水泥、背石头上山，“但我也才10岁，根本扛不动大的，每次就扛小的石头。后来鬼子嫌我扛的小，就改派我送饭，从中英街的鬼子队部里把饭送到修碉堡的地方，为了拉拢人，鬼子每天给干活的村民每人一小茶杯的米、一元日本军票（这个军票可以在中英街上买东西）。”
日本鬼子投降后，中英街的商业慢慢又开始恢复起来，最兴旺的时候，街两边大概有100多个店铺，因为靠海打鱼，所以卖晒干的咸鱼的铺面居多，还有酿酒的作坊、杀猪的也有一些，另外就是些日杂小商店。
1949年10月23日，祁烽率解放军进驻深圳后，成立中共沙深宝边区工作委员会（俗称“沙宝深军管会”），管辖宝安境内的南头、深圳、沙头角3镇工作，直属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领导，主任起初是广州派来的朱明达，祁烽担任政委。不久，沙宝深军管会改称广州市军管会沙深宝分会，祁烽担任书记兼宝安县委书记。“沙头角解放时，上级派周镇华到沙头角当镇长，我当时还在东和小学读书，因为学校的老师中有地下党员，所以解放军进沙头角时，老师也带着学生们在桥头排队迎接，学校的操场上还聚集了周边几个村的民众，非常热闹，好像还有唱戏的。”
刘伟恭所说的场面，从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1949年10月在中英街拍摄的照片中也有清晰地反映（见图，深圳商报2012年11月9日A16版曾发表）。其中一张照片上显示，在中英街3号界碑中方一侧房子的墙上，有画着主演罗家凤、何醒云戏装画的粤剧演出海报，惠阳县政府宣布沙头角解放的布告，“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化验注册”的广告……另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中西药店济生堂，一字排开的檐柱都挂着药店的招牌；药店旁边是洗衣局……另一张照片上的商铺是王伟平牙医，街心晒着一些药材，店铺外斜插着的五星红旗……还有那幅一名香港警察和一名解放军战士握手、对看的镜头……
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中英街有浓厚的商业和文化气息。“就是现在管制较严的出入问题，当时也不是什么问题，两边居民同饮一井水，共走一条街，很自由；因为当时从沙头角到深圳，没有公路、车辆，人们都是靠双脚走路，背着东西从伯公坳翻越梧桐山，非常麻烦。所以当时这边的人若要去深圳，一般都是过中英街，然后从沙头角的香港一方坐车到粉领或上水，然后转车到深圳。不过，当时可不是公共汽车，而是那种人货混装的卡车。没有人去盘查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