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头角综合商店
到沙头角进出口公司
1959年,就在建国10周年庆典前夕,有香港记者到中英街华界一侧拍摄了录像,在香港的电视台以“所谓社会主义沙头角一个市场——破破烂烂,冷冷清清”为名进行报道。“这一事件很快被反映到了广东省和中央,据说周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此事。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得知香港的报道惊动中央后很恼火,说‘沙头角这么小一块地方,难道我们都没本事搞起来吗?’省里拨了30万元给宝安县,指示要专项使用,建设中英街华界区域。当时,县商业局的领导找我,想让我回中英街,但我不愿回来,因为当时家庭巨变的事儿在我心里的疙瘩还没解开,担心回来后出了问题就更加说不清。后来,局里就派吴旺同志到中英街,在1958年实现公私合营改造的沙头角商店的基础上,办起了国有的沙头角综合商店。”
沙头角综合商店卖的东西很多,有猪肉,也有药材,卖的对象起初是不限制的,但后来为了给国家赚到外汇,就只用港币结算,这样的话,基本上内地居民就没法买了,当然也买不起。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综合商店经营得不错,县里决定由县商业局的副局长刘兆品兼任沙头角综合商店主任,刘兆品干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外贸局。期间,沙头角综合商店改名为沙头角综合公司,开始获得了参加广交会的资格,可以从广交会上订全国各地的货,县里又派县商业局的副局长徐洪亮来兼任沙头角综合公司经理。“1960年,县商业局领导找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沙头角综合公司工作,担任统计和工会主席,思想上不要有顾虑,大胆地工作。而当时,我已经通过法院和在香港的妻子离了婚,所以也就没多少担心了,就回到了中英街。”
因为当时香港开始快速发展,居民手里的钱也多了起来,这里的商品价格比香港便宜很多,于是很多人都到中英街的沙头角综合公司买东西,公司的经营越来越大,原来的小商店已经不能满足。省里、县里也明确沙头角综合公司要承担起香港沙头角居民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的任务,怎样扩大经营规模呢?在领导的支持下,刘伟恭开始和“三反”“五反”后离开中英街到香港、但店铺还空在那里的店主联系,洽谈收购事宜。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认识,经过各种工作努力,最后买回了10家店铺,这些门店的房屋都已经很破烂,当时的买卖价格为每间4500元,总共花了45000元。说到这里的时候,刘伟恭的脸上透出了笑容,显然,这是他觉得办得最得意的一件事。
房子买回来后,就开始着手拆建以扩大经营,从猷昶街到八间大屋,中英街华界一侧的建设和维修全面开始。在这之后,中英街上开始出现了国营商店、土产杂货、银行、饭店、书店等商业店铺。玻璃条柜、霓虹灯……很多新鲜的东西都装上了,中英街这些急速的变化,让生活在两边的人都对这场“大变脸”感到惊诧。
“香烟、酒、鞭炮,是当时卖得最好的,散装白酒一天卖掉几十罐,冰糖有多少都能卖完,一卡车鞭炮很快就售光,酒大都是西乡酒厂产的,当然也有茅台,要10多块一瓶!听到这个价格你别笑,这在当时已经是很贵了!还有五粮液、西凤、竹叶青、汾酒……从广交会上订的采购单有时都不够用,还要省外贸厅、商业厅协调从其他渠道再调货过来,每个月我都要向上面报统计报表,县里一个领导说,你们一个商店的利润,比惠阳地区的很多县一年赚的都多!”刘伟恭说,后来,陈喜、曾东都先后做过沙头角综合公司经理,公司也开始做进口生意,主要进口日常用品,如衣服、布料、洗头水、罐头、电话机等等,每两三天就有三吨的大货车给商店送货。
1979年,深圳市成立不久,开始改革开放,省外贸厅派人到中英街调研,带队之一的何杰认为,公司生意这么好,应派个人到香港去,了解市场情况。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后,沙头角综合公司就改名为沙头角进出口公司。“1979年5月8日,县里给我办了个可往返多次的通行证,并取得了香港身份证,县里就派我到香港,但在香港不能以国有的名义注册公司,所以只能以我自己的名义注册公司,我就注册了伟业贸易公司和紫山有限公司,在香港工作10多年,都是按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联办前身)的工作要求,聘任我为伟业贸易公司总经理,为沙头角进出口公司进出货物服务,1992年调回内地,在公司转为调研员,一直到1994年退休,不过,退休前,我就在香港办好了移交手续,将这两家公司的股权赠予组织上派去接我工作的人,听起来挺搞笑的吧,为公家干活,还要进行私人赠予,我在香港时以港人的身份在广州华侨新村买一套房子做办公用,退休后也‘赠送’给进出口公司,这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吧。”(记者 贾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