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在中英街建工会
创办搬运工会店员工会
然而，自由流动持续了一年多后，因为中英意识形态的不同、朝鲜战争爆发等，中方开始执行政治边防和军事边防政策。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开始实行边境管理，所有人员均须从正式口岸凭宝安县公安机关签发的《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出境。“中英街”不是正式口岸，因而开始限制人流往来。港英政府则在“新界沙头角”实行“宵禁”，中英街变成了边防禁区。客流量减少很多，加之1952年开始的“三反”、“五反”运动，中英街上开商铺的人都走了，仅剩下沙锦涛父亲沙才开的奇香酒楼、吴泮池父亲吴胜安开的杂货铺、何集庆父亲开的药店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店铺。
1951年，刘伟恭从东和学校六年级毕业，沙头角镇里要搞土改丈量，他就被调去搞丈量工作。因为沙头角本来地都不是很多，中英街里的渔民也没什么地，所以搞完土改丈量后，1952年，刘伟恭就被调到沙深宝总工会培训，培训后，沙深宝总工会派林松喜带着刘伟恭到沙头角，动员发起成立搬运工会、店员工会。“为什么带着我回来呢，因为我是本地人，林松喜比我大几岁，工作热情很高涨，也很有工作方法，很快，这两个工会就建起来了，我担任店员工会的主席。”1952年下半年，沙深宝总工会又派刘伟恭到盐田的沙头墟，筹建店员工会。1953年，刘伟恭又被调到宝安县渔业总社工作。后来，刘伟恭和在盐田工作期间认识的一位盐田姑娘结了婚，但他仍在南头工作，妻子则在径口村老家和刘伟恭父母、弟弟妹妹们一起生活。
生活中的巨变
然而，1958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刘伟恭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刘伟恭的父母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和刘伟恭的妻子，在刘伟恭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逃到了香港。刘伟恭开始从心里也很恼怒，他的工作正在成长期，领导都很器重，前途一片光明……1958年，刘伟恭被下放到铁岗水库当队长，带着一队被打成“右派”的“右派分子”参加劳动锻炼。
“当时心里是有点不好受，但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当时香港那边的生活条件好一些，逃港潮在蔓延，人生活在世界上，其实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就是追求有更安稳的生活、有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也就是现在我们党常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自然界，鲑鱼洄游、北雁南飞等等，不都是为了寻找更有利于生存的环境而进行的长途跋涉吗？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经历过战乱年代、困苦年代的人，都会对生命如草芥有较深的理解，但即便如此，却也不惜代价地渴望生长，就像这山里的草木，不挑雨水，不挑阳光，在多艰苦的条件下都能顽强地生长。”
面对生活的巨大变故，刘伟恭带领全队在铁岗水库的工地上异常勤奋地工作，“当时，省里面的演出慰问团到铁岗水库工地慰问下放参加劳动的人员，晚上演出、放电影前，播放的镜头就是我带着大家在工地奋战的画面。在工地表现好，慰问团还为我创作一首歌曲。因为工作突出，我的锻炼被提前结束，派回到宝安县商业局，开始从事商业工作。1959年到1961年，我被县委抽调到工作组去农村搞运动，先后到过沙井、观澜、布吉、南岭、大鹏等地。”
